“老师是一个良心活，就要凭良心去做”，这是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吴琦教授的观点。从1987年踏上三尺讲台的那一天起，吴琦就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20多年来，吴琦凭良心教书，凭良心治学，凭良心治院，用良心铸就师者风范。

　　“上课固然重要，读书更为重要”

　　吴琦喜欢给学生上课，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当老师是一个良心活。吴琦认为，当老师给学生上课天经地义，再正常不过了。无论是助教、讲师，还是副教授、教授，吴琦一直坚守在本科教学第一线。“做老师凭良心”，吴琦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才无愧于人民教师的称号。

　　吴琦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虽然平时科研和行政事务繁忙，闲暇时间极少，但他十分关心学生，包括学生的日常生活。去年，2014级博士研究生朱忠文刚刚恋爱，他想请假去长沙看女朋友。当时朱忠文很担心吴老师会不会责备自己不好好学习却沉溺于个人感情，因为吴老师平时总是督促学业，生怕偷懒。

  出乎朱忠文的意料，没想到吴琦老师笑着点点头说:“这是好事啊，去吧。你们都老大不小了，终身大事和学业同样重要啊！”每当读《论语》时，朱忠文总感慨孔子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而吴老师的生日，恰巧与孔子是同一天，而他本人也颇有孔子关爱学生的师表之风”，朱忠文说。

　　吴琦对学生的了解非常透彻，对每个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性格爱好特长都了如指掌。“我对学生的了解可以说是到骨子里的，只要他们到我办公室里聊几句，我就知道他们最近读了多少东西，心里有什么想法”，吴琦说。

　　吴琦一直主张读书胜过上课，他经常对学生说，“听我的课，一年之后你们可能就还给我了，而读书是你自己的”。吴琦要求学生不要把他的课堂当作一门知识体系去接受，而应该把其作为解决问题的平台，通过他的课堂去解决史学问题。在课堂上，吴琦注重历史学前沿问题的穿插与渗透，每堂课后总是留给学生一些思考。

　　课堂听课与课下读书相结合，这是吴琦课堂教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喜欢给学生开书单，本科生的书单是4页纸，硕士生的书单是两页纸，博士生的书单是一页纸。“书单越来越少，并不是要求读书越来越少，本科生读书是打基础，可以给定相对具体的书目，既让学生据此阅读，同时还可以让学生通过详实的书目，了解学术动态；然而，到了研究生阶段，给予的书目应该是导向性的，研究生应该据此去挖掘、发现、阅读越来越多的书。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应该是研究性地阅读”，吴琦解释说，通过读书，发现有价值的题目，从而读更多的书。

　　吴琦对读书要求很严，虽然没有硬性规定学生写读书报告，但是，会以讨论的形式让大家发表、交流读书的理解与收获。他的学生冯玉荣（现在是他的同事）十分好地保持了组织学生阅读的传统，大致定期地组织他们的学生阅读成为了一种常态。大家在一起谈读书谈问题谈收获，哪个学生读的什么书读了多少书，吴琦一听就知道了。“这个读书会比交一份读书报告更有效，别人谈的精彩精辟，自己谈不出什么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惩罚”，吴琦说，这样坚持了多年，促使学生读了不少书。

　　朱忠文2014年9月考入吴琦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到今年4月，还不到8个月，朱忠文已经撰写出了7篇学术论文。吴琦说，“这几篇论文质量很高，都有自己的观点，这源于朱忠文的勤读善思”。吴琦认为，读书是第一位的，只有通过读书，读材料，读成果，读大家，读前沿，才能拓宽视野、发现问题。

　　朱忠文感慨地说：“吴老师总是告诫我们要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首先不要局限于某一个特定时段、人物或者区域，而应该用宏观的眼光来研究历史，注意把握好宏观和微观的关系，这样才能如实还原历史真相；其次不要局限于历史学这个特定学科，还应该多关注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地理学，因为有价值的研究往往是多学科交叉的结果；另外就是要积极关注海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并努力与他们进行对话，在研究中不断提升自己。”

　　吴琦2001年就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已经指导了将近40位博士生。与一般博士生导师强调专业对口不同，吴琦在招博士生时不拘一格，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兼容并包。他的博士生中有美术专业出身的，有音乐专业出身的，有英语专业出身的，还有文学专业出身的、市场营销专业出身的，等等。对此，吴琦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史学读上来到博士阶段，专业基础有优势，但学科知识结构有局限，跨学科有跨学科的优势。

　　实践证明，非史学专业出生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同样做得非常好，他们结合自己的本科或硕士的专业特点，从学科交叉的视角研究史学问题，为明清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比如去年毕业的田威博士，本科专业是美术，他的毕业论文选题是晚明文本的插图研究。论文把文本插图与晚明社会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创新观点，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